过去的十年里，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坚决支持加州最重要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提案47。但在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州领导人正在推动对这项2014年投票通过的措施进行某种改革。
与十年前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十年前选民通过了这项提案，将许多毒品持有和财产犯罪从重罪减为轻罪。当时，加州正在采取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来逆转”严厉打击犯罪（tough-on-crime）“ 的法律。这些改革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命令减少加州过于拥挤的监狱人口而推动的。
但是，如今对财产犯罪和公共安全的日益关注已经使提案47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数据显示自该措施通过以来，加州报告的店铺失窃或整体盗窃案并没有显著增加。过去十年改变的是警察逮捕盗窃嫌疑人的可能性降低了。根据KQED获得的加州的数据，2013年提案47通过之前的一年，大约有15%的盗窃案件导致逮捕。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6.6%。
这意味着在超过90%的报告的盗窃案件中，没有人被逮捕。
“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把有组织的零售盗窃与提案47区分开来，因为提案47不适用于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它们是抢劫、是入室盗窃、是共谋。”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乔治·加斯孔（George Gascón）说。
尽管过去十年来保守派检察官和警察对提案47不断进行大肆批评和攻击，选民和民主党议员多次挫败了撤销提案47等改革的努力。
但现在加州的人们，甚至包括左派，越来越感到财产犯罪失控：大型零售商开始锁起商品或彻底关闭商店。盗贼聚众抢劫奢侈品的视频在网络广为流传。甚至支持提案47的民主党人也表示，需要做出一些让步。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上个月发布了一项解决加州财产犯罪问题的计划大纲——这个计划不会触及提案47。他说 “零售盗窃已有所改变，它变得高度有组织化。这是我们需要打击的对象。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纽森自提案47提出以来就一直支持该措施，对其效果持乐观态度。但随着2024年的到来，至少有一项拟议的选民投票提案，如果在11月份提请选民表决，将会撤销提案47的部分内容。就在上周，两个大的自由派城市旧金山和圣何塞的市长，支持了这一提议。此外，加州立法机构至少有十几项修正或推翻该法律的提案——这些提案需获得选民的批准。州议会甚至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零售盗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但是，提案47是否真正改变了犯罪行为，以及如何改变，这一点很难量化。
本项调查基于数十次采访，与执法部门官员、刑事司法专家、零售商等人的对话，以及对州和地方数据的审查。调查结果对提案47的一些批评提供了支持，但也削弱了其他一些批评。调查揭示了一些可能帮助减轻提案47负面影响的政策改变。
数字：自提案47通过以来，向执法部门报告的店铺失窃数量并未增加，但逮捕率显著下降。而且有证据表明，许多零售商并没有向警方报告所有盗窃案件。
警方和零售商的反应：近年来，警方和零售商在捉拿和逮捕低级别盗窃者上变得不那么积极。
错误的归咎：一些不在提案47权限范围内的犯罪常被归咎于提案47，例如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团伙和以奢侈品店为目标的闪电抢劫团伙。
重罪门槛：在加州或其他地方，提高店铺失窃重罪门槛金额并没有导致更多的盗窃行为。
惯犯：对于检察官来说，对店铺盗窃惯犯进行重罪指控仍然非常困难。
毒品法庭：过去十年来，一些处罚替代性措施（尤其是毒品法庭）的参与有所下降。
积极结果：提案47的通过使轻罪犯免于入狱，为加州政府节省了超过8亿美元。这些节省的资金被用于再入社会（reentry）项目，其成功率非常高。
提案47背后的理由是：昂贵的监狱床位应该留给那些对社会构成暴力威胁的人，而不是吸毒成瘾者和低级别小偷的适当场所。提案的设计让州政府必须将因监狱人数减少而节省下来的成本投入到治疗项目中。
这项选民投票提案在2011年最高法院命令减少加州监狱人口之后出现，当时加州的暴力犯罪率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水平。投票结果悬殊：提案以将近60%的支持率通过，支持票超过反对票130万。
“提案47背后的部分思考是，我们是否可以更明智地定义什么是重罪，将该类别保留给更严重的犯罪？” 提案的设计者之一莉诺尔·安德森（Lenore Anderson） 说。“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不允许的行为，可能构成一种犯罪。问题是：这是什么级别的犯罪？”
提案47是2011年至2016年间由立法者和选民批准的几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中的一项。在提案47的众多标志性政策变化中，最具争议的是将简单持有非法毒品从重罪降为轻罪，并将盗窃的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
“这基本上就是提案47所针对的：…盗窃物品价值低于950美元的行为，” 安德森说道，她是全国改革组织“安全与正义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该组织起源于提案47的发起者“加州人民支持安全与正义”。
安德森认为，加州选民的意愿已经反复表达的很清楚了。除了在2014年通过提案47外，2012年和2016年还通过了缩短监禁期限的一些措施。加州人民还强烈反对2020年试图撤销提案47部分内容的企图，
“我们在司法系统里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反复进出的人，通常有成瘾问题、或经济极端的绝望、或有极端的动荡性。无论问题是什么，选民都很清楚，宝贵的司法系统资源不是用来针对这些人的。让我们把这些人放到通往治疗和康复的道路上，通过不同的方法让他们停止反复进出司法系统。”安德森说道
但提案47是否成功是一个激烈辩论的问题，很多执法部门的批评者从一开始就抨击这项措施。
数字
对提案47进行改革的呼声基于一种假设，即近年来零售盗窃案件数量增加。但根据加利福尼亚司法部门收集的数据，在加州报告的店铺失窃案件实际上有所下降：从2014年提案47获得批准时的约97,000起，到2022年左右的约82,000起。
在全国范围内，零售商失窃报告也没有巨大增加：由全国零售联合会进行的2022年零售安全调查显示，存货“缩水”率约为1.4%，与该调查的五年平均水平相符。（“缩水”指的是所有库存损失，包括内部和外部盗窃、欺诈以及文书错误。）
该行业团体的报告认为有组织的零售犯罪是外部盗窃的主要驱动因素，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80%的零售商报告，与有组织的零售犯罪相关的暴力和攻击行为有所增加。
对于第一线零售工人来说，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提案47的支持者，包括洛杉矶地区检察官乔治·加斯孔（George Gascón），称这不是提案47的错。这些有组织犯罪团伙犯下的重罪行为包括抢劫、共谋，甚至袭击，远远超出提案47范围。
加斯孔在担任旧金山首席检察官时曾竞选支持提案47。他的办公室目前正在起诉数十起有组织零售犯罪的案件，包括抢劫、共谋和其他重罪指控。
“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将有组织的零售盗窃与提案47区分开来，因为提案47不适用于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它们是抢劫、是强行入室盗窃、是共谋。” 他说道，“是有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导致的，必须予以解决。”
然而，一些决策者对店铺失窃报告数据的准确性表示质疑，表示许多店铺失窃事件根本就没有报告。主持加州众议院关于零售盗窃特别委员会的来自圣·莫妮卡的议员里克·查韦斯·兹伯（Rick Chavez Zbur）表示，许多零售商告诉他，他们不愿意向警方报告盗窃。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表示，一些公司制定了自己的门槛——比如，只有超过50美元的盗窃才会报告。
加州零售商协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瑞秋·米歇林（Rachel Michelin）同意店铺失窃案例数目被低估了。她说，许多店铺经理感到压力不想吸引负面注意力，而且他们也知道警方有其他更严重的优先处理案件。
但提案47的支持者指出，根据提案商家和警方可以报告任何金额的盗窃案件——只是他们选择不这样做。
警方和零售商的反应
很明显的是：与十年前相比，警方逮捕盗窃者的可能性降低了，零售商似乎也更不愿意去抓窃贼。
总体而言，加州所有犯罪的逮捕率在过去十年中都有所下降，但没有哪一种犯罪像店铺盗窃那样下降的多。例如，2013年提案47通过之前，有45%的暴力犯罪导致了逮捕，2022年这个逮捕率略有下降是41%。但2022年报告的盗窃事件中只有6.6%导致了逮捕，而2013年为15%。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犯罪学家查丽丝·库布林（Charis Kubrin）表示，如果零售商不报告犯罪，警方在接到报告后不逮捕嫌疑人，这两种情况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提案47中并没有阻止警方逮捕店铺盗窃者。
库布林是首位就提案47对犯罪影响进行研究的学者，她表示，低逮捕率/低清除率通常表示“警方与社区之间的疏离”。“所以提案47没有规定你何时可以逮捕或不逮捕，” 她说。“罪犯仍然可以被逮捕，也应该被逮捕，但现在他们被指控的是轻罪，监禁时间不到一年。”
约洛（Yolo）县地方检察官杰夫·雷西格（Jeff Reisig）表示，从技术上讲是这样的。轻罪的处罚是最多一年的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但大多数人只受到更轻微或没有监禁的惩罚。“加州的现实是：轻罪不会导致任何可行的后果以被遏制。我们可以就这是对还是错争论不休。我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他说道。
雷西格对轻罪没有后果的沮丧是提案47怀疑者的普遍抱怨。
但是，即使警方愿意处理简单店铺盗窃者，他们也可能没有资源这么做。近年来，加州宣誓就职的警察人数有所下降，为警察机构带来了困难选择。
“他们响应呼叫是有优先级的，而头号呼叫是，谋杀、强奸、抢劫、儿童性侵犯，”赖西格说道。“他们不会去应对轻罪的零售盗窃。”
几乎所有人的观点都一致，近年来，警方和零售商在应对和逮捕低级别店铺盗窃者变得更消极。加州零售商协会的米歇林表示，人们担心会引发反弹，特别是现在很多事情都被摄像头记录下来。“零售商正在尽力而为，但如果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会成为被起诉的对象，”她说。
这个问题引起了执法官员和一些大公司之间的摩擦。去年11月，萨克拉门托县警长吉姆·库珀（Jim Cooper）通过社交媒体X（前Twitter）抨击 Target 的保安人员，因为他们阻止他的警员在店内逮捕涉嫌店铺盗窃者。
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斯科特（Bill Scott）同意，许多零售商选择采取“不干预”的方式，警察也感受到了在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以及随后的种族正义抗议活动的压力。但他坚称，报告盗窃并在法律范围内予以回应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否则我们就会变得冷漠。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负责任，会助长肆无忌惮的行为…”。
斯科特的直觉与犯罪学家几十年来对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相一致，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负责安全与正义研究的杰克·霍洛维茨（Jake Horowitz）说，“我们从研究中知道，是被捕的可能性，而不是惩罚的严重性阻止了行为，”他说。
换句话说，多年的数据显示，是被逮捕的威胁——而不是是否因为重罪或轻罪而被逮捕——阻止了人们违法行为。
“人们不会说，你知道，我能坐五年牢，但如果我因为这个被抓了，我得坐十年，这我坐不了。他们根本不想被抓，”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Rob Bonta）说，他还补充到 “没有轻罪被允许这个说法。在我们的法律中，它明确被刑事法禁止。” 邦塔表示，他支持对州法进行一项微调，即澄清警察即使没有目击盗窃也可以逮捕盗窃者。州长纽森已经提议了这一项修改。
错误的归咎
一些曝光很多且令人沮丧的犯罪事件常被人们归咎于提案47，虽然这些行为超出了提案47的权限范围，例如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团伙和针对奢侈品商店的闪电抢劫（flash mobs）。
例如，去年八月，约洛县地方检察官雷西格在X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群人在圣费尔南多谷的一家诺德斯特龙商店（Nordstrom）进行抢劫。他的标题写道：
“这个零售盗窃团伙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诺德斯特龙商店。由于州法失灵，这些犯罪被视为“非严重”和“非暴力”，即使被抓到并判有罪，也不会被送到州监狱。州法需要修正，是的，许多人需要因此类犯罪而入狱。#加利福尼亚 #犯罪 #零售盗窃 #修正提案47”
尽管警方表示，这20至50人的团伙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重罪：他们还向一名保安喷胡椒喷雾并偷走价值超过6万美元的商品，但雷西格仍然不顾事实将这一事件与提案47联系起来，
在一次采访中，雷西格为自己的发帖辩护，称提案47帮助产生形成了一个错觉，即偷窃没有后果。“提案47的问题在于——这是为什么我总提提案47，它让人觉得偷窃无后果，造成了一种关于零售盗窃的无法无天的文化，” 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大胆抢劫和盗窃的泛滥。”
一些检察官表示，他们经常追查这类团伙犯罪。圣马特奥（San Mateo）检察官史蒂夫·瓦格斯塔夫(Steve Wagstaffe)表示，他目前正在追究一群女性偷窃价值达6.8万美元高端太阳镜的重大盗窃罪。
在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加斯孔表示，他目前正在以重罪起诉100多起有组织的零售盗窃案件，其中包括至少一名是圣费尔南多谷诺德斯特龙商店事件的嫌疑人。
人们也同意，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和打砸抢（smash-and-grab）事件是全国性的，部分原因是在互联网上销售赃物利润丰厚。
“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不仅在加州，在全国各地都一样，” 加州零售商协会的瑞秋·米歇林表示。她还指出，加州一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头人，2018年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就签署了一项法律，建立了州级工作组来调查和起诉有组织的盗窃团伙，现在加文·纽森州长每年继续投资约8500万美元支持执法和调查。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犯罪学家查丽丝·库布林认为，曝光最多的财产犯罪——由大群人进行的“打砸抢”——似乎更多地与疫情带来的犯罪趋势有关，而不是任何政策。“提案47于2014年通过而。而“打砸抢”事件从2020年12月左右开始增加，”她说道。“在这段时间内，从新冠疫情到经济不稳定，再到警民关系恶化和政治分裂，这些因素都有可能。”
在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打击专业盗窃团伙这一点上，州领导人确实同意雷西格的观点。纽森要求州议会今年加强几项法律，以便更容易起诉那些偷窃物品进行转售的人，并加重对大规模盗窃物品转手零售商的惩罚。
重罪门槛
对提案47最常见的攻击之一是它提高了盗窃的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这意味着为了起诉重罪，被盗商品的价值必须超过950美元。
但根据皮尤基金会的杰克·霍洛维茨（Jake Horowitz）的研究，没有证据表明加州或其他地方提高重罪门槛导致了更多的盗窃行为。
他调查了2000年至2012年间提高了重罪门槛的30个州，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导致了财产犯罪的增加。事实上，盗窃率一直在下降。他表示，总体而言，财产犯罪率与重罪门槛之间没有相关性。
霍洛维茨还指出，全国各地的重罪门槛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得克萨斯州，你必须偷走价值2500美元或更多的商品才能被起诉为重罪；在新泽西州，偷窃超过200美元的商品就是重罪。而且，如果各州不提高重罪货币门槛，他们的法律会自动变得更加严厉，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美元的价值。
纽森州长对提案47也做了同样的辩护：他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一张图表，指出至少有其他九个州的重罪门槛高于加州。 “看来加州比得克萨斯州稍微严格一点，” 他感慨的说。
惯犯
来自执法者和零售商的另一个常见抱怨是，提案47使得对惯犯小偷提出重罪指控变得困难——即使他们一再从同一家商店偷窃。
提案47的支持者指出，加州法律允许检察官对不同盗窃案提出重大盗窃指控，如果“这些盗窃受到同一意图、同一总冲动和同一计划的驱使”。这一权力已经被加州法院判决允许，也在2022年立法通过。而且此前已经有过使用。其中包括：2021年，一名“连环”小偷因涉嫌120起商店盗窃事件，在旧金山被控8项重大盗窃罪。
但雷西格表示，检察官们没有使用这项法规，因为几乎不可能证明多次盗窃行为是出于同一意图和目的。这还需要把所有盗窃行为报告给警方，警方还要有跟进报告。
洛杉矶地方检察官乔治·加斯孔（George Gascón）持不同看法，他说合并指控是可行的，但承认这确实需要更多的工作。“警方遇到第一次犯罪就必须逮捕。如果他们第一次不逮捕，那么要合并指控就非常困难。” 加斯孔还指出，根据加州法律，对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团伙中以转售为目的而盗窃的人已经可以提出重罪指控。
不过，加州州众议员里克·兹伯（Rick Zbur）和其他人认为，对法律进行某些简单修改可以让执法部门更容易进行合并指控。
兹伯表示，这是他希望看到议员们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州长纽森要求立法机构进行的提案改革之一。纽森要求立法澄清：执法部门可以合并多次盗窃的价值以提出重大盗窃指控，即使每次盗窃涉及不同的受害者。
毒品法庭
自提案47实施以来，对该提案持批评态度的检察官们一直抱怨，称该措施导致参与合作法庭的人数急剧下降，合作法庭也称为转项计划（diversion programs）。这些计划通常为犯罪者提供机会，在完成某种治疗计划后撤销或减轻指控罪名。
旧金山圣马特奥县的首席检察官 (Steve Wagstaffe)说，在提案47之前，许多因盗窃而被逮捕的人因面临可能进监狱的重罪指控，被迫参加毒品法庭计划，替代进监狱服刑和重罪记录。
瓦格斯塔夫说：“在几十年的观察中，我的看法是[极少数]毒瘾者能够自己决定，’是时候了’。需要有些外界压力推动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瓦格斯塔夫认为，提案47削弱了法庭的力度，“因为法官不会用轻罪来填满我们的监狱。”
加州没有收集毒品法庭参与情况的全州数据，但KQED从十几个县获取了数据，发现几乎所有县的毒品法庭参与人数都下降了。例如，在瓦格斯塔夫所在的县，2016年有42名被告参加了毒品法庭计划；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降至12人。根据回应我们请求的县的数据，总体上，参与人数从每年数千人骤减至几百人。
瓦格斯塔夫认为，监狱被轻罪被告填满是没有意义的，但那些因吸毒上瘾导致犯轻罪的人如果只需认罪并在监狱里度过几天，是没有动力选择长达一年的缓刑监督戒毒治疗的。
而且，一些从事戒毒治疗工作的人认为，这种强迫性的程序并不能长期有效地使人远离毒品。兰娜尔·劳斯（Lanelle Laws）是洛杉矶的一名持照治疗师，她在瓦兹（Watts）非营利机构的工作就是由提案47节省的资金资助的。
劳斯说，大多数毒品法庭计划要求参与者“立刻戒断毒品”。“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 “他们会又回到监狱，因为他们自己坚持不下去。” Laws在监狱服刑的经历影响了她对待试图戒毒的人们的态度。“我知道在监狱里会发生什么。有更好的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有更好的处理这类事情的方式。”
但是约洛县的检察官杰夫·雷西格表示，他不认为每个人都能在没有头顶上挥舞的棍棒的情况下前去寻找治疗。 雷西格引用了他的个人经历，而不仅仅是专业经验。“我有一个家庭成员从2015年以来就一直在街头生活，他沉迷于海洛因，每天都使用海洛因和芬太尼。”这名家庭成员一再拒绝寻求帮助，雷西格说，他每天都偷东西来维持他的毒瘾。
“我自己的家庭成员是提案47失败的典型代表。提案47不仅让使用硬毒品不再是犯罪，而且基本上也让许多形式的盗窃也非犯罪化了。”他说。“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回到以前每个人都因毒品入狱的体系，但提案47行不通，因为不再有棍棒了。”
积极结果
对提案47的批评往往忽视了它最具体的好处：通过减少入狱人数而节省的资金被投入到再入社会项目中，其成功率非常高。
提案47通过降低入狱人数为加州节省了超过8亿美元 ——仅在本财政年度就有1.13亿美元。这些数字每年由州财政部门计算，并纳入州预算。这笔资金已经分发给各县和城市，由它们资助运行再入社会项目的非营利组织。
参与提案47再入社会项目的人与从监狱释放的整体人口之间的结果差异惊人。根据最新的加州数据，加州大约44%的离监人员三年内会因新犯罪重返监狱。而对于完成提案47再入社会计划的人来说，这个累犯率仅约为8%。
大卫·巴克利（David Barclay）是其中一个成功案例。他于2021年出狱，之前服刑了18年。现年46岁的巴克利说，直到最近这次释放，他基本上从14岁开始每一年都在监狱度过。
现在，他是洛杉矶反再犯联盟的同行导航员和生活导师。他的职位是由洛杉矶市长办公室的提案47项目“影响计划”（Project Impact) 资助的。身穿一套三件式细条纹西装和一顶洛杉矶道奇队的帽子，巴克利说人们现在误以为他是一名律师。
“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人们看到我，他们看不到——我看起来不像是曾经坐过牢的人，”他说。
“影响计划”的再入社会项目基于全方位服务的概念，像巴克利这样的人以及他现在辅导的人不仅会得到就业培训的帮助，还会获得心理和行为治疗、法律援助和医疗保健的服务。
“这是一段旅程，但我可以说，有了支持，有了每天都能与之沟通的人，真正帮助了我对付生活中的挑战，让我远离哪些不健康的人和事，帮助我专注于我的目标，”他说。
除了这份工作，巴克利还在攻读社会工作学士学位。
“现在我能够回馈给别人，这是最大的祝福。”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犯罪学家查丽丝·库布林表示，巴克利这样的故事展示了加州以前过度依赖监禁的缺陷。“从监禁和犯罪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到了某个程度会有收益递减。更高的监禁率不再会带来犯罪率的下降，”她说。
原文：
https://www.kqed.org/news/11975692/prop-47s-impact-on-californias-criminal-justice-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