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进行了“红州vs蓝州”辩论，纽森声称，佛州的药物过量死亡率比加州的高出41%。
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人数在2019年左右开始呈指数级上升。现在每年有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虽然药用芬太尼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治疗手术后的剧烈疼痛，但廉价生产的非法芬太尼已成为大城市、农村社区和郊区社区日益严重的威胁。
鉴于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上升，世界各国和美国各州采取了各种行动，也因此面临着大量反对的压力，其中一个争议最大的政策是过量预防中心和注射器服务计划(SSP)：前者是指毒品成瘾者在医疗监督下使用毒品，以降低过量死亡的风险；后者是指将芬太尼试纸和针头等毒品用具合法化，以减少吸毒的危害。很多反对者认为这是在纵容吸毒者，鼓励吸毒，同时担心引入此类设施会增加周边的暴力和财产犯罪率。
尽管德桑蒂斯州长将这一说法和纽森的许多其他说法斥为“谎言”，但纽森有关加州人均药物过量死亡率的数据是准确的，而这确实跟加州建立了包括注射器服务计划在内的政策有关。那么，关于这类中心是否增加了犯罪率，现有的研究又是怎么说的？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在2021年（可获得的最近一年数据），加州每10万人中有26.6人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在各州中排名第16位，而佛罗里达州每10万人中有37.5人死亡，排名第33位，高出41%。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估计，大约有670万-760万12岁及以上的人患有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OUD)，也就是说，每100名美国居民中就有一到两人对阿片类药物成瘾。这么大的人口比例，使得治疗成瘾成了更人道、也更务实的解决方案——倡导人士往往会这么说，“死人无法戒毒”，毕竟只有帮助成瘾者活下来，才有希望戒除毒瘾，改变生命轨迹。
因此成瘾临床医生对于成瘾者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治疗和脱瘾体系：通过清洁针头项目结束疾病传播，降低用药过量的风险，从而降低过量死亡的风险和发生率；继而通过规范的治疗，减少在危险的黑市上寻求药物的人数；最后促进毒品使用者恢复稳定的生活，在社区和家庭中重建帮助和支持网络，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实现脱瘾。
加州和佛州的药物过量死亡差异背后有多种因素，其中一点就在于治疗和脱瘾体系的设施范围。
2021年，加州和佛州都已经将注射器服务项目(SSP)合法化，在这类项目中，吸毒者可以获得芬太尼测试试纸、干净的注射器和解毒剂纳洛酮——这些用具都有可能挽救生命。
芬太尼被称为“杀手阿片类药物”，可以是液体或粉末形式，也可以制成看起来像处方药的形式。它的药效非常强：比海洛因强50倍，比吗啡强100倍。这意味着即使是极少量也可能致命。仅仅通过观察毒品不可能知道它是否被芬太尼污染。芬太尼试纸是筛查药物是否受到危险阿片类药物污染的重要手段，所以健康专家和减少危害倡导者一直在推动芬太尼试纸更广泛分发，几项研究发现，如果毒品使用者有机会获得芬太尼试纸，他们可能会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用药行为，“包括放弃自己的药物供应，在使用毒品时与别人互相照看，并将纳洛酮放在手边以防不测。”
干净的注射器对于公共卫生也很重要。在SSP使用干净的针头和注射器，可以减少艾滋病毒、肝炎和其他传染病的传播，降低软组织感染，也有助于减少药物过量。而纳洛酮可能是帮助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最被认可的工具，当人们吸毒过量时，及时使用可以挽救生命。
在加州和佛罗里达州，上述用品的分发也已经合法化，但区别在于：到2022年，加州有39家受监管的SSP运营，而佛罗里达州只有8家。2021年，加州的人口为3940万，佛州约为2180万，所以人口差异并不能解释SSP的数量差异。
另一个差异在于治疗。
大量证据证实，长期使用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是对OUD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药物可以促使患者的生活趋于稳定，从而帮助他们恢复就业、重新建立与亲友的联系。
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关于美沙酮治疗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加州的阿片类药物治疗项目(OTP)也比佛州稍多。2021年，加州每3083名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患者中有一个治疗项目，而佛罗里达州每3216名患者中有一个此类项目。在治疗项目比例中，这两个州分别排名第25位和第26位。
不过，尽管加州可能比佛罗里达州提供了更多的减少伤害项目，但加州也不能称得上是积极挽救成瘾者的优秀生，2022年，加州立法者将过量预防中心(OPC)法案，送到纽森的办公桌上，该法案将允许在一些吸毒者密度高的地区开展试点项目，但被纽森否决，他表示，担心法案会导致各地出现“无限数量”的预防中心站点，同时带来安全后患、加剧毒品危机。
人们携带自己的非法药物，进入过量预防中心，在监管下使用，这个概念在美国仍然很陌生，而且常常会被扣上“纵容吸毒”、“鼓励犯罪” 的帽子，但过量预防中心自1986年以来一直在拯救生命。目前16个国家运营着至少200个政府批准的中心，其中包括在瑞士、德国和加拿大，几十年来没有一例在设施内死亡的报告。
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这种减少危害的方法不会使社区状况恶化或增加犯罪率。最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不会导致年轻人或已经上瘾的人使用更多的毒品，而是会增加他们接受治疗的可能性。例如，瑞士在1986年开设了第一个药物过量预防中心。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后期，过量使用海洛因的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开始使用海洛因的人数下降了80%，公共注射几乎完全取消。自那以后，药物过量率一直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峰值。
与此同时，患者服用处方海洛因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有可能转向戒断或更传统的药物治疗，这意味着，提供更安全的药物和医学监督的场所，既能延长生命，又能鼓励戒断，而不是使成瘾期更长。
2021年11月，纽约时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政府允许非营利组织OnPoint开设两个过量预防中心，一个在东哈莱姆区，一个在华盛顿高地，成瘾者可以在医疗监督下注射或吸食阿片类药物和兴奋剂等药物，以降低过量死亡的风险。现任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上任后，继续支持这些网点的工作。
一些邻居、政客和媒体声称，过量预防中心会导致所在社区的犯罪和公共毒品使用增加。
但布朗大学最近发表的一项重要的新研究驳斥了这些说法。它表明，在两个过量预防中心附近的暴力和财产犯罪率并没有比纽约市其他地方类似社区的犯罪率增加得更多。
“我们没有观察到犯罪或混乱的增加，也没有观察到人们看到过量预防中心开放时担心的任何事情，”研究报告的合著者布兰登·德尔·波佐(Brandon Del Pozo)说。他是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医学助理教授，曾任纽约警察局分区指挥官和佛蒙特州伯灵顿警察局局长。
研究还表明，在药物过量预防中心附近，与医疗紧急情况有关的911电话明显下降，但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这些中心正在防止药物过量。与无家可归者有关的311电话减少了，而关于公共吸毒和不卫生条件的电话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增加。
当怀疑论者想象像OnPoint这样的过量预防站点时，他们似乎想象的是酒桶派对或毒品狂欢。
实际上，这些中心平静、干净、灯光明亮，欢迎那些在其他地方通常不受欢迎的人。这种环境对于促进更有效地戒除毒瘾至关重要。《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追踪了OnPoint的志愿者如何与成瘾者建立联系：他们不仅提供洁净的环境和紧急过量救治，还说服受到性虐待的女性寻求援助，鼓励人们接受心理和药物治疗。当人们开始认为自己值得照顾，并相信这群专业人士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开始并坚持康复过程。
在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毒品战争之初，公共卫生曾是首选的武器。20世纪70年代，当从越南归来的士兵们与海洛因成瘾作斗争时，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的美国第一位毒品控制总顾问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诊所系统，不仅提供美沙酮，还提供咨询、12步戒毒计划和社会服务。大约70%的国家毒品控制预算用于这项倡议；只有剩下的30%流向了执法部门。
这一时期非常短暂。尼克松深陷争议，在辞职前几个月采取了右转政策，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布什，他之后的几乎每一位总统都遵循了他设定的路线。不久之后，公共卫生和刑事司法措施之间的资金比例发生了逆转。警察和监狱预算飙升，任何与卫生、医药或社会服务相关的东西都因自身的资金短缺而摇摆不定。
这种转变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毒品使用正在飙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毒品的使用和成瘾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争论禁毒战争是否能够获胜，或者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与此同时，很明显，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美国人将不得不从零容忍转向侧重于减少危害。
减少危害不能解决所有与毒品有关的问题——它被称为减少危害，而不是消除危害，因为它认识到人类总是会从事某种程度的危险行为。一些进步州和地区提出了注射器服务项目和过量预防中心，他们显然不能结束无家可归，不能终结禁毒战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让绝大多数成瘾者戒毒。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个连接到比使用执法更安全、更有效、更便宜的服务的机会。
这项工作也不仅仅只应由立法者和卫生机构承担。为了以更人道和更有效的方式终结这场毒品战争，公众将需要摆脱战争曾灌输给我们的偏见：这意味着承认药物滥用成瘾是一种常见而复杂的精神疾病；接受吸毒者仍然是我们社区的成员，仍然值得同情和照顾。
参考资料：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expand-access-methadone-treatment#introduction
https://www.brown.edu/news/2023-11-13/overdose-prevention-centers
